0371-6321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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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西澤研究院院長 趙建 教授。 本文 為西澤研究院發表的第59 3 篇原創文章，趙建教授的第54 9 篇原創文章。
中國有集中調控和統一布局的制度優勢，但這個制度優勢的發揮并非沒有前提， 這個前提就是要有充裕的財政及其融資能力，然后還要有一批治理能力強懂經濟金融的技術官員隊伍。當然，制度是基礎設施，是長期變量，暫時先不提。
因此，如果要使這種自上而下的調控能力長期發揮效力，就必須 使財政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結構。財政系統從經濟系統攫取稅收，使用以稅收為基礎的財政資源進行公共投資，然后推動更快的經濟增長，更快的經濟增長帶來更多的稅收，這樣形成一個 發展型的“財稅增加—政府投資擴張—經濟增長”的正反饋螺旋結構。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在分稅制下地方將更多的稅收歸集到中央而收支缺口巨大，同時地方政府進行債務融資的口子被打開后，在區域間官員為了升遷相互競爭的情況下，自然會選擇更多的債務融資，采用地方赤字財政的方式進行投資。這意味著“財稅—經濟”兩系統之間的良性循環結構被打破， 地方政府依靠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背后，必然伴隨的是不斷膨脹的債務。
另外，有兩個子系統的嵌入強化了整個系統的循環力度和復雜程度， 一個是土地，一個是貨幣。以土地為核心資產，形成了“銀行房地產貸款—土地轉讓金”的“信貸-土地”循環系統。由于 信貸創造貨幣，這個系統也可以看作是“土地貨幣”系統。這與三百多年前法國一個叫約翰勞的“天才”設計的土地銀行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他也是人類歷史上早期最大泡沫的制造者，泡沫的破裂直接引致了法國大革命。而這個循環系統又衍生出地方政府以土地為信用抵押的 地方借貸系統，因此可以將“土地轉讓金+地方政府土地抵押債務”為基礎的政府收入稱為“ 土地財政”。
在這個財政-經濟循環系統里， 稅收才是政府的“主營收入”，代表著財政的可持續能力，賣地收入是“出售資產”獲得的營業外收入， 與發債和借貸一樣都無法代表財政的可持續發展水平。然而這里的問題是，稅收是順周期的，一旦經濟出現下行，政府要保持集中管控的制度優勢，就必須通過賣地和發債來獲取財政收入。但是這里的存在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是， 那些為了逆周期調控經濟和反危機的“臨時性”舉措，在經濟復蘇后卻很難取消，因為在地方上已經形成了頑固的利益結構。
次貸危機后，中央為了抵御經濟下行的危機，給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地方政府放開了土地財政和發債的權限，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從理性人的角度也很容易理解，任何一個理性的地方官員，都會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最大化的“賣地”和“發債”，以達到提升政績獲得升遷的目的。另外還有一點，由于地方的官員熟知政策周期的短促性特點， 也會在政策放松期最大化的進行融資和投資，以便在中央接下來必然的政策收緊期之前最大化的利用政策資源。這種行為（合成佯謬）也導致了中國特有的“ 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高波動政策周期特性。
這樣，我們看 這十年地方政府的投資規劃和機構人員設置，并不是按照稅收的預算約束，而是按照“稅收+賣地+發債+其它非稅收入”的廣義預算進行的安排。這意味著大大透支了未來的財稅空間，各種投資公司、平臺公司等如雨后春筍冒出，造成了巨大的機構臃腫、人員冗余等問題，又進一步增大了財政負擔。然而，如果房價繼續上漲，賣地收入和土地抵押能力持續增強，再加上沒有通脹壓力，央行保持寬松的貨幣環境，這個循環系統倒可以持續下去，但伴隨的是不斷膨脹的債務（隱性債務越來越龐大）和飆升的房價。直到債務率和房價都到了不可承受的水平，引發了“三條紅線”式的強監管。
這個循環系統本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的MMT，即一邊靠土地財政賣地和發債，一邊靠商業銀行通過貸款創造廣義貨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方財政-地方銀行-廣義貨幣”的MMT模型。之所以稱其為中國特色的MMT，是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擴張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發行的貨幣是以地方商業銀行為主的廣義貨幣。因此次貸危機后這十年，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中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地方政府主導的財政-經濟循環系統， 動力系統的燃料是“土地+債務”。因此我們需要看清這種制度優勢所付出的代價，才能長期保持我們的制度優勢。
當前，三重壓力疊加疫情帶來了中長期沖擊，中國經濟的下行風險依然非常大，迫切需要進一步發揮集中調控布局的制度優勢。但是，由于房地產市場的萎靡不振， 地方財政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在經濟下行稅收大幅下滑的情況下，既不能順利的賣地，也很難大幅的發債，面對原本在財政寬裕的時候形成的機構人員支出，很明顯已經入不敷出，更不用說天量地方債務還本付息形成的財務費用對僅有的財政收入的吞噬。
在這種壓力下，很多經濟落后的基層政府已經發不出日常薪酬，經濟發達地區的行政人員也在縮減收入。可以說 債務緊縮與收入緊縮的雙重緊縮壓力在財政端已經形成，這對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系統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更為嚴重的是，如果基層公共服務和執法人員的收入不能保證，這些基層權力部門很可能就會 濫用權力以獲得收入補足缺口，這樣做會嚴重激發社會矛盾，從而很可能會引發更大的風險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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